赵可金：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
近代以来，大国竞争是世界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国兴衰的历史就是大国之间折冲樽俎、纵横捭阖的历史。如何解释世界政治变革的逻辑，一直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乃至世界历史研究的重要话题。迄今为止，无论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理论、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还是世界历史中大国兴衰理论和文明史研究，均陷入了主体—客体二分认识论的冲突螺旋，核心逻辑归结起来就是遵循均势律，形成了安全困境论、修昔底德陷阱论、国际冲突论和战争论等。均势律是牛顿主义世界观的产物，它过于偏重国际体系中的军事—经济等物质力量，只能解释大国政治的兴衰起伏，无法解释世界政治的进化和变革。
一、世界政治变革的性质
世界政治中的变革是大国竞争的产物还是大国竞争是世界政治变革的表现？这个问题可能需要在逻辑上首先弄清楚。近代以来，人们倾向于把大国竞争作为自变量来解释世界政治变革，比如罗伯特·吉尔平、保罗·肯尼迪、亨利·基辛格等，形成了世界政治变革的国家中心主义路径。事实上，国家中心主义路径仅仅抓住了世界政治变革的一部分内容，并不是世界政治变革的全部。如果放宽历史视野的话，就会看到大国竞争只是近代以来的产物，或者说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的产物。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前的很长一个时期内，大国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持续的时间长度是非常短的，更多时候是连时间都懒得记忆的那些平静的帝国时代，比如古代的波斯帝国，欧洲的罗马帝国，中东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东亚的中华帝国，印度的莫卧儿帝国，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非洲的加纳帝国、马里帝国和桑海帝国，有些帝国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没有变化，也没有其他大国和它竞争，更多的并不是吉尔平解释的世界政治中的大国竞争，无论是波斯的《治国策》和印度的《政事论》，还是古典时代中国的《论语》和《资治通鉴》，关注的核心问题不是大国竞争，而是帝国护持。
大国竞争和帝国护持，是世界政治变革的两个核心问题。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家更关注大国竞争，相对忽略了帝国护持。事实上，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和孟德斯鸠的《论罗马帝国兴衰之原因》等十分关注帝国护持问题，近代后演变成金德尔伯格等关注的霸权护持问题。以研究梅特涅擅长的基辛格对世界政治的理解回到了维也纳体系，强调界定世界秩序的两个指标：一个是均势（balance of power），认为大国之间保持力量平衡是世界秩序的基础，此种认识显然受到了牛顿力学世界观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另一个是政治正当性(political legitimacy)，即一个政权或王朝对特定土地持有的政治合法性基础，这是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前就一直存在的。在《世界秩序》一书中，基辛格在分析世界秩序时又重提均势和政治正当性两个概念，认为决定当今世界秩序的力量均衡还在起作用，但认为左右今天世界秩序变革的因素更主要的是政治正当性。他逐一分析了欧洲、中东、亚洲等当今世界各个地区的情况，包括从欧洲到中东到亚洲各个不同地方的政治秩序正当性基础的位移及其引发的地区政治秩序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世界政治变革遵循两条规律，一条是均势律，一条是中和律，只有把握两条规律的基本逻辑，才能准确理解世界政治变革的性质和方向。
二、世界政治变革的均势律
世界政治中的大国政治悲剧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地中海文明内蕴着一种冲突和战争的基因。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将大国政治的悲剧宿命追溯到了古希腊的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冲突，解释了从古代城邦之间就一直存在着的力量消长变化及其伴随的冲突和战争现象：从古希腊城邦冲突到中世纪王朝战争，从近代以来的国家间冲突到20世纪以来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
均势规律很早就有，但真正成为决定世界政治变革的基础规律是近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的事情。在经历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之后，维也纳和会对世界政治的规划就遵循了均势规律，19世纪的欧洲百年和平也被认为是维也纳体系均势体系的产物。但是，到了20世纪之后，由于国家之间力量发展不平衡及其在此基础上基于均势规律的不同组合，形成了两大集团的对峙。19世纪中后期已经出现了英国和俄国从陆地和海洋的军事对峙，在中东、在东亚以及在世界各地出现了所谓19世纪的冷战。尽管俄国和英国之间没有打热战，但19世纪俄国和英国是19世纪国家关系均势律的体现。到了20世纪之后逐渐演变成为以英国、法国、俄国为主导的协约国和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为主要成员的同盟国，两大集团之间的对峙和战争，左右了一战及其战后的安排。此后，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在均势律下纵横捭阖，再次导演了二战和冷战，左右了以联合国体系为中心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和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中心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均势规律一直是我们观察和理解大国关系变化和世界政治经济变革的重要线索。
大国关系对世界政治变革的动力逻辑成为学界理解大国兴衰、世界政治变革乃至大国政治悲剧等理论的现实基础。耶鲁大学的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将均势的规律按照技术、财政（金融）、军事和地缘政治等四个维度展开了。在这四个维度中，大国之间纵横捭阖最终表现为近代以来大国的兴衰史。这本著作的影响在国际关系、史学界甚至整个世界史上都非常大。罗伯特·吉尔平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则以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学理剖析让大国关系与世界政治的逻辑更加紧密，奠定了新现实主义的基础。约翰·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更是将其提升到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大理论高度。20世纪中后期以来，关于均势律的研究不断丰富和发展，出现了威胁均衡（balance of threat）、软制衡（soft balancing）等新理论观点。迄今为止，学界普遍认为，均势律在一种条件下是起作用的，而且现在均势规律还在大国关系中起作用，只要存在着力量大致相当的无政府状态，均势的规律就起作用。
从均势律出发，决定世界政治变革未来方向的主要因素是中、美、俄的战略大三角的大国关系。今天思考、观察、预测世界政治变革的未来前景时，更多的是从中美俄力量对比的变化来理解均势律或者理解基于均势的大国竞争，很多学者都在争论世界政治未来是不是会走向新冷战？比如哈佛大学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论引发了广泛关注。特别是特朗普任期之后，中美在经贸、高科技、台湾、涉港等问题上的竞争，似乎揭示了中美已经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甚至还有不少人认为中美关系不存在十字路口说，而是已经过了十字路口，也回不到过去了，世界的未来就是新的冷战对峙。不管这一判断是否立得住，但均势律确实在其中起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世界政治各个方面都受制于中美俄的战略大三角关系，其运行原则还是均势律。在地区秩序层面，中美日韩在亚太地区的表现也是均势规律，只是在不同条件下，均势的规律所导致的现象是不同的，或者大国关系的形态是不一样的。
三、世界政治变革的中和律
事实上，大国关系是有多种形态的，这是因为均势条件和另外一个条件，只有均势的条件我们是无法看清楚世界政治完整画面的，这就要求我们引入决定世界政治变革的另一条规律，我们将其界定为中和律。总体来看，均势律和中和律各有侧重，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均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其中，均势律是战略律，强调从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来分析问题，分析的重心是找敌人、找对手，在此基础上运筹大国关系，左右世界政治的变革。中和律则是政治律，强调从资源配置的比较优势来分析问题，分析的重心是找朋友、找伙伴，在此基础上运作大国关系，左右世界政治变革。在其现实性上，均势律与中和律相互纠缠，彼此交织，贯穿在大国竞争的战略实践之中。
中和律的说法尽管更多来自中国古典文化的语境，实际上和基辛格强调的政治正当性的概念是内在契合的。从理论基础来看，中和律和均势律有什么区别呢？均势律的理论基础是国际体系论，认为世界政治形成了一个国际体系，在这个国际体系中，国家是唯一具有本质性的行为体，世界政治就是一个国家之间互动的体系，国家之间的互动除了均势规律没有其他。相比之下，中和律的理论基础是生态体系论，认为世界政治是一个生态体系，国家仅仅是世界政治中的一个行为体，还存在经济行为体、社会行为体、身份认同行为体以及环绕在诸多行为体周围的生态环境，所有行为体和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和合共生的生态—生长关系。因此，在分析国家之间的均势规律时，更多的就是讲国家之间基于牛顿世界观的原子撞球游戏。然而，基于生态体系，就是把国家内部和国家外部的经济、社会、文化甚至自然环境的因素纳入其中，在特定生态体系下，政治上会形成特定的形态，比如说在沙漠、草原、绿洲、农耕、河流、海洋等不同的生态体系下，政治形态是不一样的，这就是维克多·利伯曼《形异神似：全球背景下的东南亚》（strange parallels: southeast asiain global context）中提到的一个现象，检索欧亚大陆数千年的历史就会发现，越向欧亚大陆中心走，越会看到一些官僚制的政体，而越往欧亚大陆的边缘走，越会看到宪章主义国家，政治形态是不一样的。这是什么规律呢？因为生态体系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基于陆地上的丝绸之路和海洋上的丝绸之路，在15世纪前后发生了交替。我们研究“一带一路”的时候也发现“一带”的政治逻辑和“一路”的政治逻辑是完全不同的，甚至说“一带一路”完全是两条逻辑，并不是一条逻辑，这是中和律在其中起作用的结果。
中和律有不同于均势律的客观基础和内在逻辑。中和律不是力量律，是政治律甚至是认同律，均势律强调世界是分成不同部分的，所构建的是天下为私的世界。中和律认为世界是整体，是不可分的，是一个天下为公的世界。正因为如此，即便是在大国竞争、均势律主导的世界政治当中，仍然可以隐约发现中和律在其中起的作用。比如软制衡理论，就是一种中和律在起作用。当然，中和律和均势律不是绝对的，而是相互内嵌的。我们做研究的时候，可能需要做严格的研究设计来精准观察均势律和中和律对世界政治或者大国竞争的形态所产生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决定中和律的条件是什么呢？
按照生态体系属性是开放还是封闭、是无政府还是等级制两个条件，不同的生态体系属性可以导致不同的大国竞争形态和世界政治变革景观。第一种情况是在封闭的、无政府状态的生态体系下，一定会形成一个大国竞争甚至冲突对抗、结盟对抗的世界政治，比如欧洲近代以来的世界政治。第二种情况是在开放的、无政府状态生态体系下，世界政治一定会向外释放竞争压力，就是近代欧洲在欧洲大陆上的均势竞争外溢成为海外殖民扩张、掠夺势力范围的殖民帝国形态，在内部竞争当中的一些能量会通过对外建立等级制的霸权、殖民帝国的政治形态加以释放。第三种情况是在封闭的、等级制的生态体系条件下，一定会形成一个帝国体系，帝国体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和归属的地区之间有明确的制度性的约定。第四种情况是在开放的、等级化的状态，一定会形成一种不同于以上三种的共同体形态，这是现在我们在探讨的，就是会不会建立不同于大国竞争、霸权、帝国的共同体政治形态，大国之间会不会找到良性相处之道，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提出的探索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就是在探讨这个世界政治变革的新思路。
四、均势律与中和律对当今世界政治变革的意义
如果决定世界政治变革的均势律和中和律是具有解释力的，我们能从其中找到理解当今世界政治变革的什么启示呢？毫无疑问，中美关系的确受到均势律的影响，一段时期以来学界对中美战略博弈的分析都是此种均势律的表现，随着中美两国力量对比的日益接近，必然会出现战略竞争上升的现象。但是，决定中美关系是否会重复美苏冷战前景的另一个重要规律是中和律。从中和律角度来看，中美关系的未来前景还取决于在力量接近的情况下究竟是坚持开放的原则还是坚持封闭的原则。如果中美两个国家坚持脱钩断链的政策，无论是小院高墙还是大院深墙，中美关系必定会重复美苏冷战那样的结局，出现大国对峙的新冷战前景。如果中美两国坚持开放竞争的态度，两个大国在一个开放的世界当中是有可能不重复美苏冷战对抗，找到大国良性竞争和和平共处之道的。这就是综合均势律和中和律得出的重要启示。
如果把眼光放得更长远看待世界政治变革，将中美竞争放在世界政治变革的宏观生态体系视野下观察大国变动的话，中美关系的前景的确不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宿命。几千年来，在不同历史阶段，世界政治总是呈现为不同形态。人类社会早期在分散的时代，见证了出现城邦体系、部落体系和公社体系三种形态，这三种形态都是基于对血缘、地缘、伦理联系的宗法秩序或者说伦理秩序。当亚历山大远征到波斯甚至印度的时候，他的伦理体系支撑不起帝国庞大的治理范围，很快就崩溃了。从罗马帝国开始，在维系这种更大范围的共同体或者是组织形态的时候，人们将教会引入其中，开创了罗马天主教会，成为罗马帝国最大的加持者。对于这一做法，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做了精辟的分析，认为绝对精神经过了从地中海文明的家庭阶段，步入罗马帝国和中世纪的市民社会阶段，黑格尔讲的市民社会主要是指教会，只有教会能够支撑起强大的帝国，或者说只有教会才能把族群差异、种族差异消灭掉，就像阿拉伯帝国在进攻波斯的时候，波斯选择了宗教投诚而保持自己世俗的政治形态。
近代以来的世界政治是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路灯下塑造的，欧洲列强竞争的格局塑造了近代世界政治。经过了三十年战争的洗礼，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会议上，欧洲人把上帝驱逐了，确立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导致世界成了诸国纷争的世界。直到这个时候，人们才见证了吉尔平提到的基于均势体系的国家间体系。经过了五百年的均势体系运行之后，今天是不是会出现一种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官方叫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或者说世界之变、历史之变和时代之变。
从科学研究角度来讲，要判断世界政治变革的性质是什么，需要综合均势律和中和律。从均势律来讲，世界没有变化，仍然存在着大国力量消长变化引发的大国竞争。从中和律来讲，世界是有变化的，关键取决于生态体系的变化。因此，综合均势律和中和律，当今世界政治变革的性质不是功能性变化，也不是结构性变化，而是生态体系层面的系统性变化。只有科学分析世界生态体系的变化，才能理解当今世界政治变革的性质，才能把握中美关系和世界政治变革的方向。总之，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一定不能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一定要将其放到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变革的唯物史观和大历史观基础上，这就是我们理解世界政治变革的正确方法论。
本文刊载于《世界政治研究》2023年第四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