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昊：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中国论坛特约专家
不久前，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首次政府间人工智能对话，这是在两国元首倡议下新设立的沟通渠道。双方围绕人工智能科技风险、全球治理等问题交换意见，也是中美在新兴技术领域探索良性互动模式的重要努力。
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世界发展带来新动力的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风险。美国知名科技企业家马斯克认为，到2025年底，新的人工智能模型的能力将超过人类智能，人类将在2029年实现“完全”的通用人工智能。他同时警告称，超级强大的人工智能工具将给世界带来“深远的风险”。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也认为，人工智能带来的灾难难以被提前察觉，这是极为令人担忧的。
在新兴技术突飞猛进的同时，大国之间的博弈也在变得越来越复杂激烈。地缘技术——技术因素与地缘政治、大国竞争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审视国际关系特别是中美博弈提供了新的视角。美国政府明确表示，技术竞争是美国对华战略的重中之重，而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则成为美国“必争必赢”的技术领域。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等人认为，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主要通过军事力量进行冷战，美国与中国之间新地缘政治竞争的核心则是由技术领导力所决定的经济实力竞争。在乌克兰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下，拜登政府深化对华技术竞争的紧迫感日益增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直言，“美国仅保持领先是不够的，需要尽可能拉大与对手之间的技术差距”。这一表述体现了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战略思维的重要转变，预示着美方将为中国的技术研发活动制造更多阻力。
而美国在技术领域的对华竞争正在被国家安全部门所主导，这势必会强化美国相关政策的“泛安全化”倾向。为了增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对技术因素的把控力，拜登政府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增设负责网络和新兴技术的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职位，并在美国国务院设立关键和新兴技术特使办公室，这些举措旨在回应技术因素在大国竞争中不断提升的重要性。一些经济和商务领域的美国高官也受到国家安全思维的深刻影响。
在地缘技术的影响之下，高技术企业等行为体与大国战略博弈的关联度更为紧密。政府性力量与社会性力量的深度融合，在大国技术竞争中越发突出。正如欧亚集团创始人伊恩·布雷默所言，技术企业是21世纪世界地缘政治的“核心玩家”，与传统国际政治的单极、两极或多极体系相比，“技术之极”（technopolar）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技术企业可以“决定国家如何投射经济和军事力量、塑造未来的就业并重新界定社会契约”。乌克兰危机期间，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提供的“星链”服务、星球实验室公司（planet labs）提供的卫星图像情报等成为影响乌克兰战事的关键因素，这些高技术企业推动世界军事进入智能化作战的新时期。对于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而言，谷歌、英特尔、特斯拉等高技术企业以及相关的科技和产业协会、大学和科研院所，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值得关注的是，人工智能企业与美国国防部以及情报部门之间的合作日趋深入，美国处于人工智能武器化的最前沿。“梅文”计划是美国国防部人工智能旗舰项目，美军希望加快开发自主武器系统，利用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等先进技术进一步扩大其军事优势，推动人工智能从实验室走向战场。美军中央司令部方面透露称，“梅文”计划的成果已经被用于锁定也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打击目标。而负责开发“梅文”计划的主要是帕兰蒂尔技术公司、亚马逊、微软、马克萨尔科技等美国企业。
此外，美国国防部还在加快开发新一代由人工智能操控的无人战斗机。这类超级无人战斗机的单价是f—35隐形战机的1/4到1/3，五角大楼希望能在2028年之前生产超过1000架此类无人战斗机。无疑，在未来应对与中国等对手的“高端战争”中，美国试图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对先进武器平台的赋能实现“智胜”的目标。
需要重视的是，构建与技术因素高度相关的联盟或阵营，正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美国等西方国家注重打造多层次、模块化的技术联盟，力图加大情报共享，并在产业政策、出口管制、投资审查、技术标准、科技人文交流等方面增进政策协调，以实现“小院相通、高墙相连”的目标。美国试图将技术因素尤其是具有军事应用前景的新兴技术作为地缘政治阵营构建的“黏合剂”，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aukus)等地缘政治机制也被越来越多地嵌入技术竞争的功能。美国国会议员提出“五眼人工智能法案”，试图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加快提升“五眼联盟”的情报和军事能力，他们渲染此举旨在应对所谓“中国威胁”。
综合来看，虽然中美在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的对话取得进展，但美国对华施加的地缘技术压力有增无减。拜登政府考虑在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加强出口管制，美国国会也在推进聚焦人工智能技术竞争的《enforce法案》，美国国防部则成为人工智能军备竞赛的驱动者。着眼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以及人类社会的共同福祉，需要为大国之间的地缘技术竞争设立边界与规则，防止落入因新兴技术失控而导致的“双输”陷阱。
本文2024年6月17日首发于《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