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成昊：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二轨外交”不是一个新词。1981年，美国国务院官员约瑟夫·蒙特维尔首先提出“一轨外交”和“二轨外交”这两个概念。根据蒙特维尔的定义，“一轨外交”指的是由职业外交官代表国家进行的正式谈判和磋商，而“二轨外交”指的是非官方的专业实践者试图解决矛盾或冲突的行为。二轨外交作为一项重要实践活动，不仅局限于书面定义，其具体特征和发展演变也远比蒙特维尔提出的概念丰富、复杂得多。近段时间以来，随着国际交往日益频密，中外智库二轨外交也变得愈发活跃。从笔者近期参与的一系列活动看，中国智库学者和研究人员正通过参与各种国际论坛和对话、实地访学和调研等形式，在把握国际形势、阐释中国政策、促进增信释疑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轨外交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主体的多元性和由此带来的灵活性。理论上，非官方行为体都可以成为二轨外交的实践者，比如智库、企业甚至个人，但并非这些行为体开展的对外交往活动都能称之为二轨外交。二轨和一轨外交的最本质区别在于是否由官方主导，但即便没有官方参与，二轨外交的目标也是希望能在政策上产生影响力，而不像普通交流那样闲聊或者简单分享信息。
二轨外交更像是一种“不布置国旗的外交”。例如，笔者所在的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自2019年开始就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开展“中美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二轨对话，双方克服重重挑战确保对话延续至今。布鲁金斯学会在今年4月的阶段性报告中表示，“这一对话有助于两国政府更有信心在敏感问题上与彼此打交道”。
作为必须“亲力亲为”的实践活动，智库二轨外交往往能帮助参与者更好地获取一手资料和信息，增加对国际形势身临其境的感受。笔者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分别前往巴黎和平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两大欧洲安全论坛，在参与会议和座谈之后，对于欧洲战略界、工商界的所思所想有了新的认识，确认或者推翻了原先在国内做研究时的一些判断。比如，乌克兰危机仍是会上最受关注的议题，但欧美已经难掩疲倦心态。欧美针对危机的表态看似团结，但心态已从“必须赢”转向“不能输”，讨论中也拿不出解决冲突的切实方案。而在巴以冲突问题上，欧美分歧更大，慕安会甚至有意通过减少与巴以问题相关的议题设置来遮掩西方内部的分裂。
虽然不代表官方，但智库二轨外交的另一重要目标是理性平和地对外传递信息，阐释中国在一些议题上的立场与观点。无论在规模较小的二轨对话场合，还是在范围更广的国际论坛上，中国声音、中国故事都是与会各方期待倾听的焦点，二轨外交应当成为加强对外传播的有益渠道。无论与欧方还是美方交流，对方最感兴趣也最容易产生误解的仍然是中国的政策取向。如何用对方听得明白、听得进去的方式介绍中国立场、纠正对方错误的对华认知，这是中方人员在二轨外交实践中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二轨外交还有一个作用是让参与者形成“共同体感”，或者至少降低彼此的“受害者感”。在一些智库二轨外交刚开始的时候，由于彼此不够了解，参与者多少都会抱有些许刻板印象，容易给对方打标签。但随着对话深入，这种互相质疑的氛围经常会有所转变，通过各自表述利益所在和背后逻辑，大家会更准确地思考如何化解分歧、寻求共识。
今年3月初，笔者一行前往美国华盛顿和纽约两地调研。参与座谈的美国战略界人士普遍认为，无论两国关系处在什么状态，竞争也好、博弈也罢，该沟通还是得沟通。座谈之后，一位美方学者说：“哪怕是互相争吵，也比不说话强。”这次访问也让笔者更强烈地感受到，对美研究还需更精细化的追踪和研判，笼统给对方打上对华“鹰派”“鸽派”“知华派”“强硬派”等标签，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分类，并不利于加强双方正向互动。比如，美方一些人在地缘政治问题上态度强硬，但又支持人文交流。如果不面对面座谈，只通过一两篇公开文章就去判断对方的全部政策立场，可能就会出现偏差。
未来，智库作为从事二轨外交的主力军之一仍有巨大潜力有待释放。一方面，相较于官方层面交流，智库的角色更灵活，可以探讨一些更前沿的议题，通过对话提前探测对方态度。另一方面，智库往往紧跟当前政策、了解官方立场，并且对此有着一套相对成体系的研究和看法，便于推动双方在专业层面的交流和理解，能够为防范和化解冲突、挖掘和推进合作发挥重要桥梁作用。
本文2024年5月16日首发于“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