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巍：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论坛副主席、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做好区域国别研究离不开频繁的行走和交流。通过过去十个月内多次赴美开展国际交流，我们再度近观美国的感受与五年之前已有诸多不同。对于中美关系和美国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可总结为如下几点。
第一，对中美关系的结构性认识：双方竞争性格局已经定型。在过去几年中，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认知已经固化，要根本改变美方的总体认知至少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也不是仅仅靠沟通、消除误解就能够达到的。首先，美国及其盟友已完成对华战略定性。在不同场合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中，美日韩学界对中国的联合排斥，以及美日韩学者普遍将中国视为对手国家的情况非常普遍。西方国家在观念层次看中国已接近“第二次冷战”的态势。在这种氛围下，中国学者的声音往往陷入孤立；即便是美国的知华学者在美国国内的声量也非常有限。其次，美国社会各界对华认知已经成型。美国内部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存在普遍误解，认为中国有明确意图取代美国，试图与俄罗斯联手推翻现行国际秩序，构建平行的国际体系，与中国有关的各种“阴谋论”盛行，一些前政府官员，军队、执法和情报机构成员以及右翼媒体界最为突出。
第二，对中美关系短期走向的判断：稳定与风险因素并存。目前，中美关系相较前两年有所稳定，但这种稳定状态非常脆弱且未必可持续。自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后，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利好因素。中美禁毒合作成效良好，两军交流稳步推进，人工智能对话合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这些都对稳定中美关系产生了积极作用。但由于中美关系缺乏深层次的共同基础，加之2024年美国大选带来的不确定性，中美关系目前的稳定状态未必能够持续。
短期内中美关系主要面临如下风险。首先是台海局势。目前，台湾地区候任领导人赖清德即将进行的“5·20”就职演说影响不容乐观。未来在其寻求连任时，台海局势可能面临更大风险。其次是乌克兰危机。美国不满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经贸往来，认为“中国在帮助俄罗斯建设国防工业”，同时也关注中国对朝俄走近的反应。再次是经贸和科技问题。美国担忧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有可能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出台新一轮的关税措施。最后是南海问题。中菲仁爱礁冲突是否会引起中美关系紧张，甚至触发《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是短期内中美关系最大的风险因素。
第三，对美国社会的总体观感：美国经济、社会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诚然，美国确实存在政治极化、贫富差距、种族矛盾、治安恶化、毒品泛滥等一系列问题，但同时也要认识到，美国社会对于社会动荡有着相对较高的容忍程度。我们需要在美国社会的语境下看待美国的内部问题。
美国目前的社会矛盾并未伤及美国作为发达国家的根基。第一，美国的自然禀赋优势没有改变。第二，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没有衰退。尤其是在加州等地，互联网经济高度繁荣，人工智能（ai）引领的科技创新日新月异。ai技术可能导致爆炸性经济增长，有可能给美国解决当前的社会矛盾带来机会。第三，美国精英大学的高等教育质量没有下降。近期美国精英大学因中东问题爆发激烈抗议，引发警方强烈介入和全球关注。这些问题看起来全是“乱象”，但是需要看到另外一面，在冲突和动荡中的青年一代实际上在思考重大全球问题，思考如何实现社会正义，如何平衡自由与秩序。这是未来任何国家的领袖人才都需要的品质。一国的国际影响力总是有升有降，美国的影响力当前是在下降周期内的。但是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国际关系中的最重要行为体的地位在可见的未来不会改变。
第四，关于中美人文交流反思。疫情之前，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社会普遍认为，世界的未来在中国，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从而愿意来中国开展交流与合作。疫情发生后，中美之间许多交流中断，美国社会逐渐开始适应“没有中国的生活”。这种惯性使得美国社会形成了新的认知，即“没有中国的生活”也可以正常运作。因此，即美国企业、美国学生来中国的积极性也很难恢复到之前水平。
美国国内其实不乏理性、温和的力量。在美国旅行交流，我们总能听到欢迎中美人文交流的声音，美国大学欢迎中国学生的政策也没有改变，在日常生活中，美国普通民众也没有明显的反华情绪。事实上，对华极端强硬的观点主要集中在某些小圈子内部。对于美国普通民众而言，尽管对中国存在一些疑虑和偏见，但所谓“中国威胁”并不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因此，中国在促进两国人文交流方面还有很多开展工作的空间。
第五，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的战略竞争。中国领导人已经多次阐述了中方的立场，也就是中国不同意美方用战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这一立场是非常有远见的。中国需要在战略上保持必要的“松弛感”，而这种“松弛感”是建立在真正的战略自信之上的。需要看到，美国是对华战略竞争的发起者，但中美竞争在美国社会的影响是有限的。美国的社会管理方式、经济政策、创新政策、教育政策受中美竞争的影响是有限的。相比之下，我们要警惕不要让我们各领域的政策过度地受到中美竞争的牵扯。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只要我们自己不犯错误，美国要想“竞赢”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经常讲战略自信、战略定力、以我为主，这些概念非常好，其实质是围绕中国如何更好地发展自己而不是围绕如何与美国展开一场“老大”“老二”之争来制定各方面的政策，做好各方面工作。
最后，中国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和青年学生应该尽力多参加国际交流。这样可以获取对研究对象真实的认知，对教学科研、人才培养都大有裨益。
注：本期简报根据达巍教授于2024年4月24日在第22期人大美国研究学术报告会上的讲座内容整理而成。本次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办，由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刁大明老师主持，翟东升、李巍、左希迎、徐正源老师和外交学院陈志瑞、中国政法大学戚凯等老师，以及来自新华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和商务部研究院等机构的多位专家学者参与了相关讨论，另有80余位校内外学生参与讲座。
供稿：宋晨瑜
本文2024年5月6日首发于“人民大学国政评论”
